秸秆放倒证：乌纱不掉 恶搞不止
2007年11月02日08:00 　 南方周末　
这是一个创造奇迹的时代，而且是批量创造。一不留神，得，河北省成安县又创造了一个。

奇迹是这样的：今年秋天，该县农民收获玉米时，得先办一个“秸秆放倒证”，否则吃不了兜着走。老农张振岭就因为没办证，而与当地公仆发生肢体接触，以致当地农民形成条件反射，看到那些公仆拔腿就跑。不难想象这是怎样一副游击胜景。

玉皇大帝管天管地，可也没见他老人家管着掰玉米。

但令人发噱的不单是这件事本身，更是那种敢于再三再四挑战常识底线，明知不当为而为之的“创造精神”。2003年，湖南省公务员录用体检办法规定女性必须乳房对称；2005年，华北油田部分双职工主动离婚，原因是该油田规定双职工中仅一人有再就业机会；2006年，哈尔滨市公安局巡防支队发布瘦身令，“腰围超过2尺7寸的在编民警将全部下岗”；今年2月云南省富民县油漆荒山搞绿化……

毋庸置疑，创造奇迹几乎已经是一项创意产业，而且是政府产业中最有潜力的一个产业，最大限度地丰富了人民群众的娱乐生活，而为人民大众所“喜闻乐见”。本属平淡无奇的公共事务竟然这样波澜壮阔、风情万种，怎不叫人叹为观止？

为什么创造奇迹能够“产业化”？原因无他，不受约束的权力要依靠只对上级负责的体制来贯彻。某些公仆的脑袋自然就只看天上不见脚下，难免背离常识、扭曲事实。眼望得越高，智慧越低。这条法则屡试不爽。再加上投入几乎为零，政绩产出却是大大的。某些公仆坚持战斗在奇迹创造的第一线，乌纱不掉，恶搞不止，也就不足为怪了。

河北成安县漳河店镇镇委书记公开承认：这种做法都是“上面的规定”。假如当地的决策者不是只图完成“上面”定下的禁烧秸秆任务，何至于如此颠倒乖张。

日光之下无新事。不管“放倒证”最后的结局怎样，只对上负责的惯性若不改观，这条生产奇迹的流水线就不会停产。因为这不是奇迹，是规律。

广州乱糟糟才可爱？
2007年7月17日  金羊社区


中山大学任剑涛教授近日表示，从社会活力上说，广州超过北京、上海。 他说，当今中国，城市“三极”属京沪穗。北京带有京城帝国主义的记忆，上海处处讲情调，广州则呈现出特有的开放性。他进一步指出，广州的排斥性相对于国内其他大城市，是最弱的。相对于北京、上海的过于有序，广州的“乱”，显示出这个城市的可爱。您对此有何看法？欢迎参与讨论？

广州乱糟糟才显可爱？中大教授一句话，掀起观点交锋。

根据传媒报道，上周六，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院长、博士生导师任剑涛教授在一个“城市记忆与都市认同”讲座上表示，从社会活力上说，广州超过北京、上海。

他说，当今中国，城市“三极”属京沪穗。北京带有京城帝国主义的记忆，上海处处讲情调，广州则呈现出特有的开放性。现在，广州治安环境确实还不太乐观，但是市民也不必太紧张。广州治安不理想，是广州城市发展的必然写照，这恰恰反映出广州的社会活力。任剑涛说，走在北京、上海的街巷里，他有一种压抑感。这些城市随处可见“注意小偷”的标语、戴着红袖章的人。这种高度警戒的基层管理，带有过去阶级斗争的遗留色彩，令人感到不愉快。而广州则延续着一种不设防的开放性。他进一步指出，广州的排斥性相对于国内其他大城市，是最弱的。相对于北京、上海的过于有序，广州的“乱”，显示出这个城市的可爱。

这一观点掀起观点碰撞。《中国青年报》今天刊登题为《“广州乱糟糟才可爱”是阿Q心态》的评论。

文章认为，广州的“乱”有三层意思：走遍广州城，你会发现，它就像一个巨大的工地，修路、盖楼、建地铁，到处忙得不亦乐乎，此一“乱”；广州是华南大都会，汇集了来自全国各地的人们，听得见五花八门的方言，找得到各式各样的饮食和千奇百怪的各地风物，此二“乱”；相比于北京、上海，广州的治安稍差，现在虽有改观，但仍存隐患，此三“乱”。

文章称，其实广州之“乱”相比中国其它城市，并没什么特别之处，也不外是城市建设、生活习俗、社会治安之类问题。这三“乱”，除了生活习俗之“乱”可以理解为一种多元之外，真的看不出其它两“乱”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地方。不知道北京和上海的有序是否真的令人感到某种意识形态的压抑，但可以肯定的一点却是，在这个世界上，没多少人愿意生活在一个治安、交通不理想的环境中。

文章提出，开放是否意味着不设防？活力是否意味着无节制呢？美国著名规划和建筑专家林奇曾说：衡量一个城市的开放和活力，有三个必不可少的指标，即安全、和谐和延续性。不设防的城市开放和无节制的城市活力，必然产生社会治安问题和社会公平问题，它只会令城市发展日益陷入某种病态之中。

广州天河副区长丁建华坦言买不起房  
2007年01月22日 16:08:32 　来源：南方新闻网  

    房价为何持续高涨？政府是否可以有所作为？《教师法》明确规定，教师工资不得低于当地公务员工资，教师工资普遍偏低是违反《教师法》的，这是否有人来监督？在昨日（21日）的分组讨论会上，房价、教师待遇问题成为政协委员和各界代表关注的焦点问题。

    在昨日的分组讨论会上，有代表提出，现在的高房价，甚至连处级干部家庭也难以承受。而政协委员、天河区副区长丁建华坦言，自己就属于租房一族，在广州并没有自己的房子。

    “广州房价增长态势不正常”

    昨日下午，讨论会甫一开始，市政协委员、广州航海高等专科学校经济管理系主任黄小彪第一个向高房价开火。他认为广州房价目前的增长势态属于不正常现象，长此以往不仅导致老百姓买房困难，同时也必将引发一定的经济问题，引起金融风险。

    “房价涨当然与经济发展快有关，但是，寡头垄断市场、普通市民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，投机者、境外资金趁机炒楼，都是重要原因。这些都值得政府注意。”

    “公职人员正常收入难供房”

    “现在房价确实过高。”接过黄小彪的话茬，政协委员、天河区副区长丁建华笑言“自己就是无房一族”。2003年从外地调入广州时，丁建华没赶上分房的最后一班车，于是一直就租住着政府的房子，到现在每月还需缴纳400多元的房租。“看房地产市场，房价涨得不可开交，很多公职人员，凭正常收入是很难供得起房的。”

    对此，市工商联、市总商会部长叶桂彰也持相同观点，虽然相比北京、上海，广州房价还不算最贵的，但广州房价上涨得厉害，一套房动不动就要六七十万甚至上百万，不说一般工薪阶层承受不起，哪怕中等收入家庭也扛不住。以一个处级干部家庭为例，公务员月收入五六千元，如果另一方收入比较低，家中又有小孩子上学的话，压力就更大。

    丁建华称，为了追求利润，开发商间已经形成默契，国家出台政策，他们总是能想法子应付。比如土地增税，开发商就会把费用转嫁到小业主身上去，指望他们公布房产开发成本是不可能的。

    “地价涨也是房价上涨原因”

    “不能说房价涨就是开发商造成的。”政协委员方明治是一体育用品公司老总，他认为，房价涨也是地价上涨引起的。“2005年底至2006年初，这段时间房价涨得特别厉害。我手头有块地，一到2006年，房管局每平方米就多收了300元。”

    对方委员的观点，丁建华表示不认同。他说其实政府卖地并没有获取多大利润，因为自己就是从城建部门出来的。丁建华称，广州的地大部分在上世纪90年代初就已划拨出去，政府手中现在其实并没有多少地，地都在开发商的手中。政府为了平抑房价，有时会放出一些储备地，但每抛一块，开发商就高价购入，最后很难起到抑价作用。政府要从开发商手中收地，代价很大。

    专家说法

    广州社科院科研处处长彭澎指出，国际上通行的计算模式是，居民1个月的收入可以买1平方米的住房属正常现象。而根据广州社科院目前掌握的数据，2006年，广州城镇居民人均收入大约为2万元，平均每月1660多元，而2006年广州新建商品住宅均价已达到6352元／平方米，两者相差悬殊。

    对于在高涨不下的房价面前，像政府公务员这样待遇良好的从业者都已开始感到购房的压力，彭澎分析说，目前正处级公务员税前收入大约为6000元／月，而广州中区的商品房实时签约均价已连续数月突破7000元／平方米大关，中层级别的公务员要想在广州市区买到称心的房子也不那么容易了。

“8·13”特大事故安抚工作深得遇难者家属肯定
　　
　　　　2007年8月16日下午3点35分，祁东县白地市镇“8·13”事故遇难者家属刘康生眼含热泪，将一面印有“热情服务，人民公仆”的锦旗送到凤凰县领导手中，感谢凤凰县在处理遇难者工作中热情周到的服务。据了解，截止8月17日11点凤大公路堤溪大桥“8·13”特大事故已发现的死难者遗体，目前均已妥善处理。死难者家属情绪稳定，善后安抚工作得到了上级和遇难者家属的充分肯定。

财政部副部长：中国的宏观税负并不高
2007年12月02日 13:15 中国新闻网

　　学习财税知识，认识财税运行规律，是各级领导干部提高自身素质和管理水平的迫切需要。12月1日，广西领导干部“时代前沿知识”系列讲座第51讲在自治区党委礼堂举行，财政部副部长王军应邀前来为广西的厅级干部授课。讲座上，王军对目前中国的财政状况、财政政策进行了细致分析，还纠正了一些干部的认识偏差。

　　“国家财政收入进入平稳增长阶段”

　　王军长期在国家财政部工作，有着丰富的财政工作经验和理论水平。王军昨日讲座的题目是《关于财政改革与发展问题》，他通过对一系列数据的对比和分析，让听众对中国的财政形势和经济发展前景充满了信心。

　　在讲座上，王军透露了这样一组数据：1999年，我国的财政收入突破1万亿元；2003年，我国的财政收入突破2万亿元；2005年，我国的财政收入突破3万亿元；2006年，我国的财政收入突破3.8万亿元。而今年，预计我国的财政收入将突破5万亿元，与2006年相比将增收1.2万亿元。

　　王军说，现在一年增收的财政收入，相当于1999年全年的财政收入。近年来，我们国家的财政收入正在进入一个高位平稳增长的阶段。”

　　“中国的宏观税负并不高”

　　美国《福布斯》杂志前不久发表的2007“全球税负痛苦指数”称，中国税负仅次于法国、比利时，名列世界第三。中国的税负真的这么高吗？对此，王军在讲座上表明了自己的观点：中国的税负并不高，在发展中国家中处于居中位置。

　　王军说，衡量一个国家的税负，要从政府职能范围、政府价值取向、国情和发展阶段这3个方面来看。《福布斯》排行榜把各种不同的税率简单相加计算税负，这样的比较很不科学，不是国际公认的客观指标。

　　“根据相关部门的计算，我国2006年的宏观税负为18%，比发达国家低约12个百分点。”王军说，“从税收占GDP的比重来看，我国的宏观税负并不高”。

　　“财政赤字并非一定有害”

　　在人们传统的观念中，国家财政应该是量入为出、收支平衡，这样“过日子才放心”。但在昨日的讲座上，王军提出的“财政赤字并非一定有害”的观点，让听讲座的广西领导干部有了耳目一新的感觉。

　　王军说，全面地看待财政赤字，要看整体、滚动、长期的平衡。我国目前虽然也有一定的财政赤字，但这种赤字是一种结构性赤字，是为了解决社会发展的结构性缺陷和民生问题而产生的，从某种方面说，这种财政赤字甚至是有益的。他说：“国家和我们每个人的小家一样，借钱办点事很正常。关键是量力而行，借得起还得起。”

　　“当然，这几年我们也在努力地削减赤字。目前，我们国家的财政赤字在2000多亿元左右，只占GDP的比重的1%，完全在安全范围内。而一些欧美国家，赤字率占GDP的比重在3%左右。”王军介绍说。

　　“国家分配将更讲效率和公平”

　　在讲座上，王军还透露了国家财政改革的一些方向性问题，比如着力支持医改和收入分配制度改革。

　　在谈到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这一敏感话题时，王军说：“改革开放前的30年，我们的收入分配是平均主义；改革开放到现在，由于发展是第一要务，所以分配制度是注重效率，兼顾公平；而在未来，我们国家的分配制度将是效率与公平并重。”

　　王军认为，国家财政在改革过程中，将会越来越多地向弱势群体、向经济落后地区予以支持。

　　讲座的最后，王军对广西经济的发展也表示了信心：“广西近几年来发展机遇非常好，经济增长速度也很快。我相信，广西今后所用的财政转移支付会越来越少，而给中央财政交的钱会越来越多。”

《惩治汉奸言论法》。喻权域之傻案   

近日，全国政协委员、中国社科院学术委员喻权域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，当前一些学者打着学术研究的旗号歪曲历史，为八国联军侵华特别是日本侵华翻案，针对这种情况，国家要专项立法，对那些为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的列强侵华翻案，特别是为日本侵华战争翻案的论者、乃至媒体负责人要以法律手段惩办，为此他提议人大制定《惩治汉奸言论法》。（中国新闻网2007年3月5日）

看到这则新闻，我真可谓是手心冒汗。文化大革命都结束30年了，怎么还有这么意识形态的学术政协委员啊。如果不是这位大员故意拿错事搞自我宣传，如果不是记者们故意歪曲喻权域的本来的言论，比如这位老先生真的要提出《惩治汉奸言论法》而不是一个范围小一点的东西？新闻网嘛，吸引眼球最关键。如果真的是喻权域的真实提案。那么我要说的是，老先生该退休了，一定要退居至少三线，别再当政协委员丢人现眼了，如果这个想法是个年轻的盲目的狭隘的民族主义者提出来，那还好说，鼓励一下他的民族热情，让他去当政治老师或者辅导员，但是一个科学院的学术委员提出来，太不合适宜了。如果《惩治汉奸言论法》真的被通过，那中国的学术腐败将会提高到一个新的档次：从钱权交易发展到钱、权、学交易，让我来给大家设想一个在《惩治汉奸言论法》法律约束下的我国的学术情况。
首先是由于有了《惩治汉奸言论法》。整个大学校园里开展了一场声势浩大的“抓汉奸”行动。一切搞1840-1949年研究的学者的全部论文，讲话稿，录音，录像都要拿出来审查，特别是那些接受过科班的传统理论教学的学者的，谁的大作里没有点背景介绍？谁的背景介绍里不是两分法来研究的？所谓两分法，也就是既要看到优势，也要看到局限性。因为只有这种方法。才能最大限度的避免学术局限性。本来中国学术上大家讲话就已经颤颤巍巍了，再来这个喻权域的《惩治汉奸言论法》的这么一个都统，全国的各个学科的“右派们”全部都露出了原形。当然肯定不会被称为右派，因为在历史上“右派”已经都快成有历史责任感的学者的代名词了。要被称为“学术汉奸”简称“学奸”，这帮“学奸”们在“依法治国”的伟大祖国，将不必享受“老虎凳”或者“坐飞机”“喷气式”之类的虐待，在法律的严惩之下，他们将被送到监狱，比如秦城或者其他的地方。不过由于需要判刑的人太多，特别是由于大学扩招后，文科学生太多，后来走向学术岗位的那些独生子女太不知道天高地厚，写了若干违反《惩治汉奸言论法》的垃圾。所以，国家特别兴资修建“学术监狱”，并在学术监狱里让他们坚持学习喻权域以及各种民族主义著作。并兴办《学术监狱丛刊》，上面刊登“学员”的悔过书和民族主义著作。
第二，为了能够彻底的让其他历史上相对没有问题的“狱外人士”弄清形势，表明立场，从《惩治汉奸言论法》颁布以后，大学的时事政治课，将由各级党负责人开讲《惩治汉奸言论法》，要求颜色好的学术人，表态度，表决心，弄清什么是真理，什么是糟粕，该研究的就研究，不该研究的就不研究，该说的话就说，不该说的话就自觉自愿不说，要有研究觉悟，如果发现有违背《惩治汉奸言论法》的相关研究结论，一定要自行销毁！要有自觉行动把自己的研究成果靠向民族主义的基本原则。
第三，要求所有的学者要弄清学术上的百家争鸣和汉奸的区别。学术上的百家争鸣是除了学术汉奸之外的百家争鸣，要自觉把自己的论文拿到《惩治汉奸言论法》稽查队去审核通过，如果不通过，则立即立案侦查！要用依法治国的伟大的检察院，法院和公安的力量彻底解决汉奸问题！
第四，出现了许多新兴行业。首先是解决了各种理论系的就业问题。每个学校都为了《惩治汉奸言论法》而增设了《惩治汉奸言论法》稽查队。文化局、教育局、高工委、团委、科学院、公安、检察院、法院全都增设了惩治汉奸言论办公室，极大的促进了就业。但是不好意思，也滋生了腐败。因为许多怀揣录音笔。且具有拼贴剪辑技术的高科技反汉奸言论者，可以以此排挤异己，以前的“有意见，找纪委”改称了“有意见，搞奸委”，而“奸委办”的大员们，则生活在声色犬马之中，因为谁不会说话阿，你随便说句话，指不定就是证据！你写段文章，这就是证据！你不说？不要紧，让你喝酒，让你痛快，痛快完了，高兴着说，说完了法院见！所以可怜的学者们。过年之类的赶紧到“奸委”主任家送礼，年轻漂亮的女博士们也已能和“奸办”主任有一腿而兴高采烈。奸办主任成了学校的真正一把手，学院女院长跪倒在奸办主任门外祈求倒＂求求你，奸了我把！＂
第五，民族主义空前高涨，韬光养晦被确定为“汉奸政策”，对台政策正式推出攻击时间表，我国与朝鲜、伊朗等国结成了民族主义国际同盟，要求收回历代列强搜刮的我国领土。并强调，匈牙利以东，阿拉斯加以西，新加坡已北都属于中国领土，并通过研究证明，印地安人属于中华之蒙古族人，所以要以收复我国民族的土地之名收复美国，收复加拿大，收复墨西哥，以及收复整个南北美洲。为了能够有更多的兵员去应付收复大片领土的重任，“计划生育委员会”更名为“爱国生育委员会”。而生了孩子无人照顾怎么办？养不起孩子怎么办？攻打日本，韩国以及其他好打的国家。让这些国家的资源和女人为我国服务。日佣，韩佣，甚至是澳佣盛行大陆。国内人口交易盛行。
第六，学术教育突然合理消失。由于人人自危怕牵扯到“汉奸门”，所以读书无用论开始抬头。爹妈辛苦养了你３０年，让你学到博士，结果却是个汉奸！还不如让他去当兵去当炮灰呢！所以大学纷纷关门，部队越来越充足，每天，天安门广场上彩旗飘扬，人潮鼎沸，每天满大街都是胳膊上绣着“汉奸纠察”的各色人等，拿着录音笔对准自己的对手……
史学的空间失真，空间失忆问题，从此在中国成了不可碰触地问题。当然，在2015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的时候，世界所有反法西斯国家集体学习中国成立了《惩治反民族主义言论法》，各国学习的主要著作有喻权域讲话稿，文化大革命研究，中国清朝文字狱优越性研究，民族主义理论大纲，我的第一张大字报……反革命罪重新被定义和接受。
毛主席教导我们，要百家争鸣，所以我们大家整天捧着同一本语录，穿着同样的服装，理着相同的发式，喊着相同的口号，任何不同的意见都被攻击是反革命，汉奸这符合百家争鸣的《惩治汉奸言论法》的精神！
看了这个假设，您是否依旧很期待《惩治汉奸言论法》？
下面是sina外部相关文章《中国青年报》志灵的文章：
毫无疑问，大量的史实和“人证物证”，早已证实了列强侵华，尤其是日本侵华战争的既定事实，任何否认这一事实的论调，都会在铁证如山面前显得苍白无力。我不想喋喋不休地重复历史，但我却不得不为如何解决这种学术争议的提议而忧心：是不是对于任何学术上出格的“论调”，都要诉诸立法来进行禁绝？或者说，法律是否应该为学术问题留有必要的争鸣空间？
列强侵华尤其是日本侵华战争的事实，无疑已经凝聚成为中华民族共同的伤痕记忆和前进动力，在这样的价值层面，相信不会有什么异议。但问题是，这些又同属历史学研究中的学术课题，仅仅从价值层面我们无法推断并还原出全部的历史细节，这样的“空间失忆”或者“时间失真”，必然要为历史学的学术研究提供可以探究和商榷的空间，而这则属于学术自由的范畴。
就学术自由而言，允许别出心裁甚至谬误的观点出现并且表达，是学术自由的题中之义，否则学术谈何自由？至少在目前，关于学术自由的一个几近一致的观点是，学术研究作为发现和传播真理的载体，必须挣脱现实的束缚而保持远距离的观照。这是因为，不论在社会科学领域还是在自然科学领域，绝对的真理并不存在，只标榜一种“绝对真理”而忽视甚至打压其他“不同声音”，其结果必然是学者自由权利和学术生命力的丧失殆尽。
我知道，喻权域院士建议通过立法禁绝“汉奸言论”的初衷是善意的，但一旦《惩治汉奸言论法》在立法层面被通过并获实施，其就会脱离建议者的初衷，成为打压学术自由尤其是历史学学术研究自由的“法律爪牙”。既然要惩治汉奸言论，那么，何为汉奸言论就要从立法层面上进行严格和详细的界定，而这作为一个学术问题，无疑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。这样，一旦立法遵循“宜粗不宜细”的原则，将汉奸言论交由“执法实践”或者“司法实践”，那么“汉奸言论”就很容易成为学术上打压异己或者非主流观点的有力武器。不久前，百余学者联名申请科普法删除“伪科学”概念就是最好的例证。
当然，学术自由对“学术研究自由”的宽容，并非没有任何底线限制。只不过学术问题不应通过立法事前规范，而应当由学术自治自行净化学术环境，通过“优胜劣汰”来纠正“错误言论”。必须注意的是，这不是在以学术自由为真正的“汉奸言论”进行辩护，而是说相比于尊重学术自由所能激发的学术创造力而言，“错误言论”是学术必须容忍的“小恶”，这是一种“两害相权取其轻”的学术理性。
事实上，我国《宪法》第四十七条对学术自由有明确的规定，“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进行科学研究、文学艺术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的自由。国家对于从事教育、科学、技术、文学、艺术和其他文化事业的公民的有益于人民的创造性工作，给以鼓励和帮助。”这其实意味着，对学术自由的任何限制，都需要以《宪法》层面的相应规定来限制，即只有学术自由中的“错误言论”违背了《宪法》的强制性规定时，法律才有限制和禁绝的必要，根本没有必要画蛇添足地以《惩治汉奸言论法》来规范。